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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读书报》曾发表张蔚星先生的《说一说钱学》,对当前的“钱钟书”研究极力贬抑。不久,蒋寅先生在《南方都市报》发表了同类性质的文章。足见人们在这件事上存在极大的分歧。我的看法是“钱学”的兴衰还是顺其自然,一些中青年学人自发自觉地整理、“普及”、“宣传”“钱学”,完全不是坏事,相反,它可以做、应该做、值得做。
张不这样认为,他的说法是必须通洋文、通国学才能阅读钱钟书、研究钱钟书;蒋的看法是不读钱钟书读过的书就不能读懂钱钟书。二人的看法在我看来都是片面的,试以析之。
明眼人都会发现,钱著中“外国的军火”(洋文)只是辅助的东西,跳过它我们完全能理解,因为文章对每句洋文都有汉译。钱先生撰写古奥深文的目的多半是为了将中外文化打通,得到其中的思想即可将小小枝节上的问题忽略不计。
洋文、国学半通不通如我,自信已吸收、消化了绝大多数观点、思想,得益之多超过任何教科书。他的著作比那些有“必读价值”、是“基础性研究”、不乏“学术范式”的东西其身价不知要高出多少!
我一贯认为,对“钱学”只有通盘理解以后才能融汇贯通,真正体会出它内涵的博大精深,结构的新颖独特。
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固然是笔记体,一则一则的,看上去真像“小巧精深”,而非“博大精深”,可是加以联系、梳理以后,就会发现“小巧”实在只是表面化的特征,它们的“博大”体现在似嫌松散但前后不无关照的内容之中。
以《管锥编》为例,它不用体系,没有整体的结构,“整部书就是片断的汇集”,像一捆手榴弹,虽由个别引语组成,但每次摘引都试图想通电、点火,好比电影蒙太奇,通过千万次的管窥,视野不断扩展,经个别接触而广建联系,利用和发展了中外关于艺术家和学者的观念。
《管锥编》的内容太多太杂,涉及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,什么样统一的“体系”都装不下这样丰富内涵的思想,所以,他不想建构自己的“体系”或文化大厦,对建立这种“体系”也不感兴趣,认为它存在根本性的缺陷。
在他看来,很多思想体系经不住时间的考验,像一座倒塌了的大厦,只剩下片言只语可供后人利用,正如废墟里的材料。
一部繁琐的著作中能够留至现在的大抵只是几句话——几条定律,而这些定律的适用范围又被后人进行了严格的限定。牛顿的科学论著今天就很难有人去通读。
一位大哲学家建立一个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,其最终命运比牛顿幸运不了多少。
钱钟书不愿看见自己的理论著作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,他只采明珠,让它们一颗颗、一条条置放一处,结结实实、内外放光。
因此,《管锥编》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,立得住、传得下,在于其质量,货真价实、举一反三、包罗万象,在于它是一个取用不尽的宝库、金矿。
对此,德国学者莫妮卡说:与劳斯贝格的《文学修辞手册》、威洛克的《现代文评史》、李约翰的《中国的科学与发明》相类似,《管锥编》有双重用途,一方面它像一部电脑,储存了很多文学实例,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很多专门研究的题目,每个题目可以做成很长的论文,甚至很厚的学术专著。
就每则笔记内部而言,它也具有结构,像首尾相衔的蛇,“每段通常由一古籍的片语开始,跟着是批判性的传统解说总结,加上中外平行的片语对比,结以钱先生自己的看法,最后常回到原来开始的片语,但有了新的了解。过程是由具体的例子通往较全面性的论点,再回到具体的例子”。
至于《管锥编》等钱著内容上的创新性,借卡西尔的说法就是,一种观念同其它观念、力量之间的联系,比这个观念本身更重要;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创见不在于发现了自由、民主、自然等观念,它们本身是古老的,而在于它将这些观念组成一种新的关系网络,赋以新的分量。
考究其原因,我认为就在于一切真智慧(某个观念)不同于别的,它不会过时,也没有发展、创新,不需要发展、创新。有待发展、创新的,的确就剩下寻求它与其它事物的联系路径或方式,使它处于“新的关系网络”中了。
《管锥编》等著作的创造性就可以用上面的话来表述。
从我们的分析可见,蒋寅的如下说法十分片面:“钱钟书的学问方式是非常古典的,他不仅没有开创一种新的学术范式,甚至也很不乐于遵循日益发展的当代学术范式,他的学问一如其态度,基本上仍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方式上……惟一的不同就是征引文献的范围扩大到了西洋原典……有材料有结论,推独缺少分析、论证过程。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们与当代学术范式的差别和距离。”“钱钟书的学问是非常个人化的,他的成就主要是知识积累,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上既无建树,也不抱关心。”
至于认为“钱学”不够博大,构不成一门学问诸类的意见,我认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“识其大者得其大,识其小者得其小”。
钱先生的见解像王国维那样,一直是“以少少许胜许许多的”。比如他对比喻的研究,如果前后贯通,我们就不难发现它是一个庞大、复杂的“体系”。
钱先生在《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》中引用卡莱尔的话说:“世人谓文字乃思想之外衣,不知文字为思想之皮肉。比喻则其筋络。”卡氏只强调了比喻作为“筋络”的“隐”的一面,对其“显”的一面没有留意。
比喻之功如衣服:比喻使文意合而不露,托物寓志,恍惚跃如,衣服裹住人体.身体从衣服下隐隐托出,二者在此上一致;比喻句文辞焕然斐然,引人神飞意开,衣服则五色鲜明,夺人眼目,二者同样在突出、彰显自己。
所以,比喻“要直接参与形象的创造,风物的描写,意境的构成,情感的变化,不仅给人以‘蹙金结绣,的‘翰藻’美,而且给人以‘埋没意绪’的‘沉思’感,修辞之‘焕乎斐然’与意蕴之‘恍兮跃如’是比物此志的”。
象征和寓意本质上说,也是一种比喻,只不过是“尽量展开和延伸的比喻”。
比喻根源于想象、情感,鉴赏根源于移情、人化(人的对象化)。
而作为辞藻特色的比喻,在超越所比较的两个东西以后就达到了鉴赏范畴的兼融化合,它追求一种实在的境界,也追求一种超越的境界。
对禅宗、佛典研究后钱先生还发现:“许多思想系统实际都建立在比喻上面,例如中庸的‘中’,潜意识的‘潜’等等。假如我们从修辞学的立场研究这些比喻的确切性,也许对思辨有些小帮助。”(《“回家”》)比喻的新奇则全靠想象的大胆,能把表面上相隔很远的东西结合起来,从中摄取最丰富多彩的东西,通过巧妙的配合、联系,产生神异的效应。
《管锥编》举法人小诗一首来比喻“单相思”:风爱花,花爱蝴蝶,蝴蝶爱蓝天,蓝天爱星星,星星爱大海,大海爱岩石,作浪频吻,岩石漠然不动。
比喻有“情感价值”,又有“观感价值”。缺少真情的比喻不过是辞藻上的浮夸,形象是枯干的,没有生气的。
比喻之能成立,则在于它虽和“事理”不符,但与“情理”相合。即使荒诞,只要情理成立,那也是发明创新。
寓言、神话如《西游记》、《聊斋》及“荒诞派”作品,甚至“魔幻”、科幻小说,都吻合“情理”,是一种放大的“比喻”。
比喻有、“两柄”,分“多义”。
所谓“两柄”就是指“两面”。同样一个事物,当它用来做比喻时,有时代表褒义、喜悦,有时代表贬义、厌恶。
“驴见惊,马见走,骆驼看见翻跟头”,用来形容美女时表示一种意蕴、感情、态度,形容丑女时又是别一番滋味。
所谓“多义”就是说一个事物不仅仅是一种性能,一种功效,取来用作比喻时着眼点不同,含义不同。而设喻的关键是找到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点,有多少相似点,比喻就能有多少“边”。
不难理解,“柄”“义”之间有了如下组合:柄同边不同,柄不同边同,柄同边同,柄不同边不同。钱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一一作了举例、阐述、分析。这种分析、阐述、举例散见于《管锥编》、《谈艺录》及其它文章中,如果不摆到一起比较,就发现不了他对这一问题博大精深的体会、认识。
其它还有对“学风”、“门派”、“神韵”、“通感”、“幽默”、“农山心境”(“企慕情境”)、“诗可以怨”、“反者道之动”等等的认识,每一个领域都是独到的,对读者思想、心灵的冲击决非一般意义上的,启人思悟不尽的。所谓“纯粹的知识积累”又怎么能起到这种强烈的效果呢?而况它们还内含着钱先生的性灵、血气,对人生、对创作等多方面的经验与智慧呢?
梁启超在推荐陈寅恪到清华当教授时曾说,梁某虽然著作等身了,它们加在一起还不及陈寅恪的一篇文章。
这句话可能对陈过于抬举了一些,但如果不是梁启超,如果换一位二流或二流以下的人,我想它是能够成立的。
再若将陈寅恪换成钱钟书,这句话照样成立,只不过要待人们进一步认识钱钟书、认识“钱学”以后方能做到。
人无完人,任何人的思想、方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、无法挑剔。如果死抠的话,钱著中当然有不足。有人就指出《管锥编》的最大问题就是“如果人们不能从前后文中悟出弦外之音,那么全书就会散成无法理解的片断。
由于读者中很少有人能够像钱钟书那样学贯中西,对他们来说,往往只剩下对朦胧费解的文字进行费力的考据了”。
说到底,这一问题其实也不是“问题”,因为读者的不足不能成为作者的不足。况且西人的治学方法也可以挑剔——它们虽然“科学”,但是不够“艺术”,失之于过分的繁琐、枯燥、干巴。黑格尔的《自然哲学》曾经风行一时,现在无人问津。
因而,真正的学者、“大师”各以自己的“偏见”
概“全”,多少人的“偏”结合在一起,才是一个“全”。
《钱钟书研究》降之于“废书”之列,是国人可悲,不是“钱学”可悲,我们不能颠三倒四、因果不分。
1997年11月。